武英殿陷入沉默之后,吴应熊又开口说:“本丞相不是说道德不重要,我也希望大明人人都是君子,但这样的道德理想国,在现实中建立不起来,只会是地狱。一个肮脏的国家,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,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,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;反而是一个干净的国家,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,要人人做君子,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,人人大公无私,最终这个国家,就会跟崇祯先朝一样,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。对普通老百姓和军士来说,每个人都要养家糊口,一睁眼都面对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,追逐私利是人的本性,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,我们绝对不能把大明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建立道德理想国上,道德不能当饭吃,不能当衣服穿,更不可能挡住满清的八旗铁骑,我们大明需要打击满清鞑虏的洋枪洋炮,需要扬帆海外的战船,需要开疆拓土扬我国威的虎狼之师。”
“丞相说得对!”马士英、阮大铖、还有武英殿在座的武将们,如刘良佐、黄得功、高杰等,都觉得吴应熊真是牛逼,平日里他们就被东林党人骂得都抬不起头来,觉得这些道德家很虚伪,但想回击都找不到词,吴应熊竟然能振振有词,说得句句很有道理,说得钱谦益等人满脸羞愧!
“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昨晚本丞相就做了一个梦。”吴应熊说:“我梦见江南人尽其才,物尽其用,国人美其服,甘其食,乐其居,万世太平由我们开启;我梦见大明国富民强,收复辽东,鞭执天下,万邦来朝!我梦见大明的坚船利炮,将祖宗之土北扩莫斯科,东到扶桑,西吞罗马!我的这些梦想,都不是满嘴仁义道德就能实现的。”
左都御史刘宗周很安静听完吴应熊的长篇大论,有点心灰意冷,觉得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,他决定辞去官职归隐——刘宗周一直提倡“慎独”,原文出自《礼记》:“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大意是说即使在个人独处的时候,也能谨慎遵守道德规范,不逾矩,不越轨。比如程朱理学以为:“《大学》之道,一言以蔽之,日慎独而已矣。《大学》言慎独,《中庸》亦言慎独。慎独之外,别无学也。”
刘宗周的“慎独”是另辟蹊径的,已经提升到本体论高度:“独者,本心之谓,良知是也。”他将王阳明心学进行了修正,从而把“慎独”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:“独之外别无本体,慎独之外别无功夫”;“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,而慎独即尽性之学。”
“慎独”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,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,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来收拾人心,使人人向善,跻于道德之域,以解救“世道之祸”,这就是刘宗周的政治主张。
崇祯即位之初,即欲改弦更张,励精图治,刘宗周被起用为顺天府尹,上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》,希望崇祯“超然远览,以尧舜之学,行尧舜之道”,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。崇祯求治心急,人才、饷粮、流寇、边患等常萦绕在心,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。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术,近于功利,人主应以仁义为本。因议论不合,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,就告病回乡讲学。
崇祯九年,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,此时满洲已建国号为清,日益强大;明王朝内部农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,江山已摇摇欲坠,崇祯求治的希望化为泡影。刘宗周却仍希望崇祯能先修德治心,亲近儒臣,认为这才是为治的根本。他向崇祯上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》,向崇祯推销自己的“慎独”之学,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。崇祯急求向往的是如何打退清兵,平息内乱,如何筹集军饷,解决财政危机。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,崇祯龙颜大怒,传谕内阁,想加以重处。后来他又想,刘宗周素有清名,不妨放他一马,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,刘宗周才得以平安过关,再次告病求归。
崇祯十五年,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。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出,但君命难违,他还是去了。入朝后,刘宗周多次上疏,请崇祯革除弊政,以摆脱国家的危机。在《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》中,他提出“建道撰”、“贞法守”、“崇国体”、“清伏奸”、“惩官邪”、“饬吏治”等策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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