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宗羲在他的答卷中，提到了税费改革，他称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，但每次税费改革后，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，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，“积累莫返之害”。
在文章中，黄宗羲反对大明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。他说“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，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”，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，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“尽输于官，然且不足。”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“暴税”的三害“有积累莫返之害”，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，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；“所税非所出之害”，指田赋征银，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，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；“田土无等，吴应熊的心情顿时大好，开心笑了——看来大明还真是人才济济，当即将黄宗羲圈定为招贤榜的榜首！
同在一起阅卷的阿九公主看吴应熊笑了，问道：“吴公子，什么事情这么开心？”
吴应熊道：“为我大明人才济济而高兴啊。钱谦益之流，罢官也就罢了，只是徒有虚名而已。”
黄宗羲的文章激情澎湃，吴应熊手不释卷，继续往下看，黄宗羲的思想还真是先进：在文章中，黄宗羲还专门列出一章谈《学校》。他认为学校中要析讲时事时政，要明是非之理，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。认为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。学校也应广开言路，成为舆论场所。这种学校议政，参与是非判断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。黄宗羲认为“学贵履践，经世致用”。黄宗羲还指出，太学的祭酒，应择当世大儒充当，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，每年初一，天子与宰相、六卿、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。祭酒南面讲学，天子亦就弟子之列。政有缺失，祭酒直言无讳。郡县的学官，也由名儒主之。每月的初一、十五，大会一邑之缙绅、士子；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讲学，而且执弟子之礼。
另外，黄宗羲还在文中提出要“限制君权”，他在文中说，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，“使天下受其利”、“使天下释其害”，也就是说，产生君主，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、兴公利的责任。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，“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”。然而，后来的君主却“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”，并且更“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，为天下之大公”，而不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，传之子孙，受享无穷，对君主“家天下”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。
“这黄宗羲真是胆子大，看来经受过牢狱之苦，也并不是什么坏事，将生死看得透了，竟敢提出限制君权。”吴应熊笑着对阿九公主说。
“还有这样的狂生？”阿九公主接过黄宗羲的文章，一看，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，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。他认为“原夫作君之意，所以治天下也。天下不能一人而治，则设官以治之。是官者，分身之君也。”
黄宗羲说“臣之与君，名异而实同”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。因此，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，处处独尊的地位。否则就该逊位让贤，而不应“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”。至于为臣者，应该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，而不是其仆妾，“我之出而仕也，为天下，非为君也；为万民，非为一姓也。”如果认为臣是为君而设的，只“以君一身一姓起见”，“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”，自己的职责只在于给君主当好看家狗，而置“斯民之水火”于不顾，那么，这样的人即使“能辅君而兴，从君而亡，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”，同样是不值得肯定的。因为“天下之治乱，不在一姓之兴亡，而在万民之忧乐。”这就是黄宗羲的君臣观。它对传统的“君为臣纲”，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的封建纲常，否定掉了。
“这样的人，如果在先朝，恐怕早死了一百遍了。父皇不会容下他。”阿九公主说。
“是啊，光是设立宰相这一条，就够他掉脑袋了，真想立即召见此人！”吴应熊说，黄宗羲提出的限制君权的另一主张就是设立宰相，他认为：“有明之无善政，自皇帝罢丞相始也。”
黄宗羲认为明朝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，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，内阁没有僚属，没有力事机构，其事权很轻，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，内阁既无实权，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，于是就依靠一群凶残的宫奴（阉党）来进行统治，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专权。
“他说得确实有道理，皇兄任命你当了宰相，现在大明一派中兴之象。不过，他是有先见之明还是阿谀奉承？”阿九公主笑着问吴应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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